反思

戚墅堰高级中学   历史组    丁玲

历史新课标2017年出来后，强调了“立德树人”的重要性，历史教育应该加强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习近平在2014年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教育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但是，我自己目前的历史课堂真的能做到吗？换言之，我真的能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做出一些有效的努力吗？或许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前几天上《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一课，在面对经济危机的表现时，我在课上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让你来应对这场经济危机，你会怎么做？无一例外，学生们在回答的时候都是将自己置于一个政府的视角，提出了各种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这点与西方学生不同，西方的文化会让他们首先思考“我”应该怎么做。这种现象体现了中西方的国家观念的不同。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写到：“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常务于力的斗争，而竞为四方之斗，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团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合。”中国教育中所体现的国家观念简而言之，是一种“国家需要”，即一种普遍意志，也是普遍利益。我认为在这种观念下，似乎“改革总比不改革好，改革肯定是利大于弊的”成为了一种定式思维。学生们的回答体现了他们思维里的“国家责任”，他们认为国家就像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思维之下是忽视了作为公民，自身也应该分担这份责任。正如伏尔泰所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或许应该学会“谅解”一些缺陷，而不是轻易地被带节奏。比如说僵化的认为西方什么都好，或者是偏激的、不理智的“爱国情感”下去砸毁同胞的日系车或是躲在虚拟的网络后面做一个“键盘侠”。社会问题现象的爆发呼吁教育需要培养合格的公民。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公立教育改革是国家观念指导下的教育改革，是新权威注意和新联邦主义结合的产物。早在远古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表示“公民形象应该由它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来塑造”。学生的生命来源于父母，但是父母的观点就本身正确吗？父母是国家所期待的合格“公民”吗？父母是社会所需要的“人”吗？那么如果父母本身观点不正确，教育却只依赖于父母的培养的话，教育的未来是令人堪忧的。法国哲学家查路谴责那些把自己孩子随随便便送进管制松散的技工学校去的父母，认为这是一切毁灭的源泉。

美国教育的改革是基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频繁、贫富差距加大，民族的发展依赖于公民的民主化程度，所以教育不能由私人部门支配，美国将国家观念与公立学校制度紧密结合以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也让我联想到前几天上的经济危机的课。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有一点原因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所衍生出的个人主义驱使人们在面临股市崩盘等问题时选择自保，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之间的矛盾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问题，同时政府又需要建构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不能够以强制性的手段来要求大家舍弃个人利益。所以，尽可能地培养孩子们和年轻人作为公民的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是拥有责任感强的好公民的手段。

联想到身边的教育，我们现在身边教育似乎越来越市场化，培训机构、辅导班等等随处可见，家长和家长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为了生存而互相进行教育竞争，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教育孩子是为了什么？市场支配下的教育体系所衍生出的个人主义和狭隘的利己主义让部分孩子的价值观受到了不良因素的影响。许多孩子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忽视了作为个体的社会性。

问题又回到了开篇的那段话，我期待学生是什么样的呢？在我的内心里，我希望他们是身体健康、未来能够自食其力、适应社会生活、能够尽到社会职责的有文化的人，这个有文化并不是指成绩好，而是能够独立思考、能够自食其力，未来能够独立的人。

而学生目前是什么样的人，我又该如何去实现两者之间的转变。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努力，坚持那句“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听从你心，无问西东。”